【新·管理提升】满洲里输变电工区：做好设备预试消缺，保电网安全运行

人大促进司法公正的关键之处是民主、科学立法，并给法院公正司法营造一个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条件和环境

如对选举资格，除年龄外，还规定了性别、财产、教育程度、社会地位、居住时间等苛刻的条件，结果真正符合选民资格的比例极低，大部分民众都无法参与地方选举，使得地方自治沦为地方精英政治，失去了广泛的民意基础。从社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而言，只有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，才有可能与国家相对抗，从而限定国家权力的范围，防范国家权力的滥用。

中央机关的工作，往往侧重在决策，地方机关的工作，则侧重在实行。上述四种含义中，前两者属于个人自治的内容，而后两者则是在地方自治的意义上使用的。⑨ 人因为具有理性，所以才可能根据自我的需求来规划自己的人生。首先在立法上，村民委员会的权力界限模糊不清。⑦ 就是典型的个人自主的理念。

此外，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，自小接受的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，因而或多或少的怀有救世主的自恋情怀，似乎个个满腹治国韬略，一到民族危难关头就雄心勃发，以为抓住了大展鸿图青史留名的好机会。所以我们探讨‘地方政府乃由‘地方自治而来。行政法理论基础这一论题的提出，蕴涵着对行政法的本质、价值与功能、体系、发展方向的根本性理论探索。

(12)应松年、方彦、朱维究：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，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》1983年第2期。(21)相关分析，可参见宋功德：均衡之约——行政法平衡论的提出、确立与发展历程，载罗豪才等：《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》(第三辑)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07～115页。但是，在平衡论最根本的学术主张上，平衡论者没有分歧。但在新行政法的背景下，平衡论在行政法关系的主体、内容、目标和结构等方面都面临理论张力。

(49)[日]大桥洋一：《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》，吕艳滨译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3页。(62)参见沈岿：行政自我规制与行政法治，《行政法学研究》2011年第3期。

控制行政行为的其他方法，包括执行机关、立法机关或内部监督，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。美国学界对于《联邦行政程序法》(后文简称APA)过于依赖通告—评论规则进行了反思。下面，我将结合相关著述对平衡论最基础、最根本的学术观点予以评述。(66)赵宏：基本原则、抽象概念与法释义学——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体系化均衡，《交大法学》2014年第1期。

在这种政策选择上，行政机关应当更具优势。英美国家行政程序建构的重心在于以听证为代表的外部程序，而中国的法律传统和现实则更重视内部程序的监控。参见叶必丰：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，《法学评论》1997年第5期。在现代公共治理中，行政系统的内部治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

(33)参见李洪雷：中国行政法(学)的发展趋势——兼评‘新行政法的兴起，《行政法学研究》2014年第1期。(65)参见前注(50)，[德]阿斯曼书，第19页。

(41) 表面上看，这一主张无可厚非。平衡论若要继续扮演行政法理论基础之角色，决不能躺在功劳簿上颐养天年，必须进一步发展和超越，必须对新行政法中的新现象给予自洽的理论阐释，并重新界定行政法的本质、功能、体系和发展方向。

(35)罗豪才：从‘关系视角认知行政法，载前注④，罗豪才等书，第25页。(42)在此类行政活动引发的行政法律关系中，不存在直接的行政权与公民权的互动。而在行政决策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活动方式出现之后，行政法治的功能就主要不在于个体权利的维护。当然，这一任务也摆在政府法治论、公共利益本位论、公共权力论等学说和学派面前。本文的写作和修改，得到了沈岿、何海波、朱芒、宋华琳、刘连泰、陈越峰等师友的悉心指导与批评，特此致谢! 注释： ①沈岿：行政法理论基础回眸——一个整体观的变迁，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6期。(46)在以正确性或最佳性为价值导向的行政制度构造中，行政程序的制度设计，应当更多地运用成本收益分析、专家咨询、同行评审等政策工具。

忽视宪法结构而只关注微观领域行政决定的合法性，难以实现真正的行政法治。沈岿认为，这是一次难得的行政法学整体思维训练。

(62) 其次是行政内部程序。(57) 因此，美国APA设计的以私方当事人参与为核心的程序机制，对于我国行政程序构造，尤其是行政决策的程序建构，并不具有当然的借鉴意义。

(27)前注(14)，罗豪才、袁曙宏、李文栋文。即便承认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的核心，也不等于只有一种理论模式。

正在兴起的公共治理和不断变革的行政实践，彻底改变了平衡理论创立之初的制度背景。(41)参见前注(21)，宋功德文，第175页。从前的行政法学的局部性考察，存在着将行政法关系视为双方的，即对于行政法主体和该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来把握的倾向。(51)现代行政法必须确保行政机关借助经济学、公共管理学、行政学、政治学等知识所选择的决策方案是最优的。

⑩参见杨海坤：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，《北京社会科学》1989年第1期。后来的学术讨论，在多大程度上恪守了这一理论预期，值得反思。

这一主张未能充分考虑影响行政过程的诸多结构性因素。(19)在这一过程中，学者们竞相著书立说，或批判现有理论，或另立新论，学术争鸣盛极一时，形成了行政法学史上规模最大，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学术讨论。

但是，现代社会国家任务的拓展和公共治理的兴起，使得行政法关系的结构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改变。中国行政法理论的体系化之所以尚未完成，很大一部分原因仍在于我们对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研究还不够深入。

总体来看，现代行政不再是简单地执行法律，而要面对各种竞争性的价值和利益并且做出选择。(30)参见罗豪才：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，《国家行政学院学报》2001年第5期。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功能预期在于揭示行政法的本质性特征、为行政法学的体系化提供概念工具和逻辑框架、描述行政法治的发展历程并指引发展方向。(四)结构：影响行政行为的结构性因素 与早期的平衡论倾向于作为状态的平衡相比，后期的平衡论更强调作为方法的平衡和作为过程的平衡，行政法的平衡，呈现为一种利害相关人参与过程当中的、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制度安排的、基于合意的、作为过程终结必然产品的平衡。

(52)参见赵宏：《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——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》，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452～455页。另一方面，要通过建构导向公益的行政决策制度结构，促使行政机关运用科学和理性的政策分析方法和政策实施工具，通过行政决策实现行政法治的社会塑造功能，提升客观行政法在现代行政法体系中的地位。

行政决策作为一种灵活的、高效的行政方式，已经成为政府实现国家任务的主要方式。(44)参见前注①，沈岿文。

(34)这是平衡论者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，从未改变。在目前社会利益多元化、社会分层业已形成和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况下，把行政法治限于普遍性个体权利的底线是过于狭窄了，甚至有可能在形式平等的法律作用下影响实质社会公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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